六、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历史地看，无论是清末改制、民初建制，还是中国大陆现行立法，人格权立法从来就没有完全建立在某一种模式——总则模式或债权模式之上。

但这只能是决策专家的良好愿望。我们需要在一个法律职业层面上，在法官、检察官、律师、法科学生群体中培育、强化和渲染这样一种荣誉感，由此纯洁一个社会群体的心灵、增强一个职业群体的理性和团结性，生成群体成员维护群体形象、保持自我和尊严的动力，最终保障社会正义事业和社会的良心。

统一司法考试还需要完善考试体系，建立司法考试的分次性，以适应对接受不同类型和层级法学教育的学生的合理考核。信奉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为人民利益和公共秩序竭尽所能。法学专业曾被认为是持续多年的大学热门专业之一，由于近几年来就业意义上的夕阳状态，人们普遍认为法学教育尤其是法学专业本科教育前景堪忧。参与决策的专家也许认为，大学法学院的专业主干课三年已经讲完，大学四年级本科生已经具备了参加司法考试的知识条件，不会冲击法学专业教学计划，并有暑期近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也不会影响教学秩序。与之相适应，法学教育应当有多个面向，法学人才培养应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只有其中的适当层次的法学教育才与国家司法考试衔接，面向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需要。

正是荣誉产生的原动力，促使军人捍卫国家、保护人民，在战场上奋勇作战。如果坚持以往传统的培养目标，法学院就是未来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以及法学教育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的摇篮，法学教育应当着力于为法律职业教育、培养法律精英奠定基础，向法律人共同体输送高水平的专门人才。这种先后顺序作为既定的历史事实，意味着：在认知生态风险时，法律系统受限于它自己特有的功能及与此功能相适应的、特定的运作机制。

而对事实会如何的认知，具有开放性。这样的学者，居然会屈尊关注生态危机这一俗世之中的热点问题——这也许可以说明：现代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已经达到令人不能不为之动容的程度了。这样，社会系统就会丧失通过法律子系统自主运作而获得的那部分对环境的开放性，完全有可能使社会系统对环境问题变得比拥有自主法律子系统时更不敏感。的确，卢曼不遗余力地表明了自己对历史演化而来的、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现状的关注与尊重。

政治系统的二值符码是在职/不在职的区分而不是合法/不合法的区分，这种功能和符码的差异使得两个系统对环境信息有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并且使它们在运作上各自闭合，互相视对方只是自己环境的一部分。这种回答不能是任意的，而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

因此，理论上并不能排除如下对可能性的猜测：当前，法律系统内正在出现的种种复杂化，如卢曼提到的（P75）公法的私人执行（环境法上的公民诉讼）或协商管制（协商制定规则）现象，也许并不止是卢曼所谓的法律负荷过重，而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秩序正在形成？这种可能的新秩序，明显不同于卢曼所提到的政治系统的扩张。金自宁，单位为北京大学。而认知性预期，是一种对实际上会如何的预期，一旦后来事实令预期落空，就会被抛弃或修正——认知性预期会从事实中学习，而规范性预期不会。首先，法律系统看不见它不能看见的。

今天，生态沟通显然在开始测试这类可能性。而相比《生态沟通》一书中涉猎广泛的其他内容，作为与卢曼一样受过法学训练的读者，也就是与卢曼一样曾受法律自主性与开放性悖论困扰——相关争论文献在法学领域可谓铺天盖地避无可避——的读者，应该更容易进入其有关法律的讨论。另一方面，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关联的选择性，对于保持系统相对于环境的独立性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卢曼在《风险沟通》一书一开始就批评社会学的自我设限（abstinence），即将生态风险的根源局限于社会系统内部，而没有看到社会系统的环境，没有看到所有系统内部的问题最后都要追溯到系统与环境的区分。

相应地，与环境风险有关的法律决定中，恣意成分显著增加了。（P2）相形于卢曼对宏大理论的偏好，本文所关心的问题，即现代法律如何应对生态风险，是一个较为有限的问题。

而前述法律系统的新变化，却涉及了新的符码和程式：看起来，变化了的法律系统中，合法/不合法符码和条件程式仍然继续存在，同时又增添了第三值（如生态价值或环境利益）和他种程式。（P133）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这些怀有希望的人，从卢曼的系统理论中得出一些合乎理性的推论：系统的环境永远比系统本身更复杂（P11），系统只能以运作上封闭的方式对有限认知其环境，并毫无疑问有可能由此无知而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P29）。

事实上，关于说什么不说什么，卢曼还作了一个未曾明示的选择——同样是对实然的揭示，卢曼强调的是系统不能做什么，而不是系统能做什么。（二）超越功能分化的法律？就理论分析而言，如果……那么……这一条件程式难以胜任结果取向的任务，[35]而合法/不合法的二值符码在逻辑上排除了第三值的可能。例如，政治系统在公众压力下通过过度反应的环境立法，法律系统将忠实地与之保持共振，哪怕公众已经恢复理性，只要该立法未被废止，仍会被法律系统当作有效规范而予以执行。换句话说，规范性预期具有对抗现实的稳定性：当实际发生的不合规范预期时，亦会出现失望，但规范预期本身并不因此就被打破了。因为选择聚焦于法律系统，卢曼在《生态沟通》一书中对其他功能分化系统，如经济系统、宗教系统、科学系统、教育系统等的讨论，在本文中将退隐不现，只具有类比的参考意义。（P138）但是，这只是意味着，未来任何可能的发展都不会是全盘推倒一切重来。

（三）法律自主性问题及其卢曼式解决：条件程式问题在于，从只有法律规范才是合法/不合法判断的标准这一角度理解法律系统的自主性，是一种局限于法律系统内部的观察，无法解释法律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法律系统所特有的二值符码是：合法与不合法的区分。

三、现代法律眼中的生态风险（一）法律系统只能有限认知生态风险先有功能分化了的、独立的法律系统存在。法律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事先确定所规定的这种情况实际上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

这不仅仅因为中国特殊性并非卢曼关心的问题，还因为卢曼的理论研究的确相当抽象，——这是卢曼经常被读者抱怨、被论战对手指责的一点。（P66）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社会分化为不同功能子系统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作为功能分化系统的法律，其外部环境，不止包括了社会系统的环境（如包括生态意识在内的心理系统）[25]，也包括了其他社会子系统（如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

(P20)然而，给定现代社会系统功能分化以及相应的各子系统自成一体的运作机理，基于有限的认知能力、过滤某些与生态风险相关的声音，而与另外一些声音共振，这，就是法律系统对当代生态风险惟一可能的反应方式，对功能分化的法律系统而言，并不存在什么更恰当的别种选择。只不过是在说，给定功能分化的事实，环保意识需要通过共振的转化，才能在诸如政治和法律这样的功能系统中，成为沟通的主题，并产生社会效果。他只是将自己的研究锁定在有经验予以参照事实，即功能分化如何从历史演化而来又在如何起着作用。再如，卢曼基于系统有限认知信息能力，评论说西方环境运动原则完全正确，就是没人听得进去（P89）。

（二）过少和过多的共振法律系统与其环境之间，因前述边界穿越而产生的关联，是一种具有选择性的特殊关联。这样，某一功能子系统对于环境的共振，就有可能在社会系统内因子系统之间循环往复无穷无尽地互相激荡而发生效果爆炸（effect-explosion）。

作为结果，我们可以毫不惊奇地看到：当代中国法律系统的运作，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应用着条件程式和合法/不合法符码，而新兴环境法的发展对法律系统的此种运作也同样形成了冲击。对此，现代民主法治国里的法律人有一种惯用的处理方式：这是政治问题，应当交由民主决策。

[14]但是，这些都是法律的实效问题，而不涉及法律的规范效力。比如说，一场非人为原因引发的火山爆发，可能会在传媒界引发集体狂欢式的追踪报道，但法律系统却可以理所当然地置身事外、完全无动于衷。

政治系统的功能在于形成和贯彻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而不是维持规范性期望。[16]然而，即使在功能已经分化了的现代社会，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现代社会中的法律，除了稳定规范性预期，还可以同时提供许多他种服务，如解决纠纷或者管制行为。换句话说，生态风险相关立法是否能纳入民主审议程序，并不取决于法律系统运作中是否有此需要，而是取决于政治系统内权力斗争的格局，——在民主政治中取决于获得有效表达的民意。这种对环境的更多考虑，也并不符合卢曼有关重新引入系统/环境区分的主张。

我们当然会注意到，在中国，法律系统的运作实际上并不是完全自成一体的。在观念和物质这两个方面，法律系统都没有达到尽善尽美。

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现状，作为一种现实，就是任何未来可能改变的既定出发点。（P68-69）很明显，法律决定这种恣意的增加，损害了法的安定性，损害了法律提供规范性预期的功能，——用卢曼的话来说，使法律结构变形（deform P75）了。

与后者一样属于最早突破现代学术分科的视野局限，将风险议题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社会学科领域的著作。这就意味着，一旦系统与环境产生共振之后，系统运作结构会因此而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始终是一个开放供选择的问题。

(责任编辑：潮州市)